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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魏连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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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作为21世纪第一波人类集体信心危机
（1）过度冷淡：认为在灾难时刻，任何的发言都是不恰当的，只会引起非信徒的反感。 （2）过度激烈：认为灾害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及末世征兆，积极对世人传讲末世信息及福音。 现今亚洲基督徒的情况，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The Black Plague）时期的基督徒相仿。因此，我们似乎能从黑死病事件中，找到对SARS事件的适当响应方式。
中世纪欧洲黑死病 14世纪中叶，黑死病开始在欧洲各地爆发，导致2500多万人（约欧洲1/4人口）丧生。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黑死病仍然持续出现。它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疫情及最强烈的传染病。一般认为黑死病乃是一种严重「鼠疫」，但最近有医学界提出新的解释，认为鼠疫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应该是由一种类似「依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滤过性病毒所引起的。黑死病的症状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许多黑斑，感染上的患者无法治愈且都是非常痛苦的死去。
黑死病时期基督教的回应 对于灾害的解释，基督徒总是归因于人的罪。乔布的三位朋友，对乔布遭遇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著例证。而将这个推论在基督信仰中加以教义化的，乃是4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在《上帝之城》书中，把天灾或疾病的来源归因于上帝对人的罪之惩罚。第9世纪，各地遭逢瘟疫、地震及战祸，教会界也是以上帝审判及惩罚来解释灾难，并传讲末世将临。而在黑死病前，欧洲曾流行可怕的「痲疯病」。在人们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教会更是依旧约律法的指示，将病人隔离。在当时，如果被判定得了痲疯病，就必须进入麻疯病院（13世纪的欧洲，曾多达二万多间麻疯病院）；而在没有麻疯病院地区，病人必须穿上特殊的衣服，走路时要摇铃，警告他人不要靠近；白天必须离开城市，晚上才能回到城市捡食维生。 至于14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虽然教会也是声称这是上帝对人的罪之惩罚，但由于黑死病的可怕，教会神职人员大多逃离疫区，使许多病人连认罪、悔改、施洗的机会都没有。1665年伦敦大肆流行黑死病时期，当多数医生因害怕被传染皆逃离伦敦时，只有13位医生愿意留在伦敦照顾二十万的病患。（参王崇尧，〈AIDS是天谴吗？〉，台湾教会公报2548期。） 黑死病时期，基督教界虽有很多的发言，却没有太多的见证。
从黑死病时期基督教回应中省思 在SARS事件之后，基督徒意识到：：最先直到地极的并非是基督的福音，而是病菌的讯息。病菌促使人类的团结、合一与全球化。且由于人们并无法知道上帝在SARS事件中的真确旨意；因此，基督徒对于SARS并没有解释权，只有祷告权。此外，对于严重都市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为避免传染性强大的新型疾病扩大，强制性且缺乏人道的隔离政策，或是教会中的防护措施，已经难以避免。因此，基督徒实在不需要对此抗争，而应该是在隔离及防护的政策下，积极献身帮助那些苦难者；就如同在黑死病流行伦敦时期，仍愿意留在疫区照顾病人的那13名医生。这意味，瘟疫并不是宣告上帝审判的时机，而是上帝彰显祂与苦难者同在的时机；也不是基督教发言的时机，恰恰是基督徒行动的时机――这才是身处于SARS疫情严重的基督徒所能做、也该做的。 SARS是上帝给台湾基督徒的一个宝贵机会，好让我们有机会关怀苦难者，和他们分享上帝的爱；好让我们有机会关怀惧怕者，和他们分享平安。SARS成为我们能进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契机。因此，SARS并是让基督徒证明自己在SARS的流行中有平安、有祝福，而是让基督徒进入到SARS的疫区中，对他人分享上帝的爱，为他们祷告，让他人得到上帝的平安与祝福。 黑死病与SARS并非是上帝的审判，而是上帝彰显祂的爱，彰显出祂是与苦难者同在的上帝，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就是苦难者。 SARS并不应该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信仰危机，而是基督徒的献身危机；并不该被理解为是基督徒的神迹失效，而是基督徒的爱心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