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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魏連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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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作為21世紀第一波人類集體信心危機
（1）過度冷淡：認為在災難時刻，任何的發言都是不恰當的，只會引起非信徒的反感。 （2）過度激烈：認為災害是上帝對人的懲罰及末世徵兆，積極對世人傳講末世信息及福音。 現今亞洲基督徒的情況，與中世紀歐洲黑死病（The Black Plague）時期的基督徒相仿。因此，我們似乎能從黑死病事件中，找到對SARS事件的適當回應方式。
中世紀歐洲黑死病 14世紀中葉，黑死病開始在歐洲各地爆發，導致2500多萬人（約歐洲1/4人口）喪生。在隨後的300多年間，黑死病仍然持續出現。它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疫情及最強烈的傳染病。一般認為黑死病乃是一種嚴重「鼠疫」，但最近有醫學界提出新的解釋，認為鼠疫的說法是錯誤的，其實應該是由一種類似「依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濾過性病毒所引起的。黑死病的症狀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許多黑斑，感染上的患者無法治癒且都是非常痛苦的死去。
黑死病時期基督教的回應 對於災害的解釋，基督徒總是歸因於人的罪。約伯的三位朋友，對約伯遭遇的解釋，就是一個顯著例證。而將這個推論在基督信仰中加以教義化的，乃是4世紀的奧古斯丁；他在《上帝之城》書中，把天災或疾病的來源歸因於上帝對人的罪之懲罰。第9世紀，各地遭逢瘟疫、地震及戰禍，教會界也是以上帝審判及懲罰來解釋災難，並傳講末世將臨。而在黑死病前，歐洲曾流行可怕的「痲瘋病」。在人們都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教會更是依舊約律法的指示，將病人隔離。在當時，如果被判定得了痲瘋病，就必須進入麻瘋病院（13世紀的歐洲，曾多達二萬多間麻瘋病院）；而在沒有麻瘋病院地區，病人必須穿上特殊的衣服，走路時要搖鈴，警告他人不要靠近；白天必須離開城市，晚上才能回到城市撿食維生。 至於14世紀歐洲黑死病時期，雖然教會也是聲稱這是上帝對人的罪之懲罰，但由於黑死病的可怕，教會神職人員大多逃離疫區，使許多病人連認罪、悔改、施洗的機會都沒有。1665年倫敦大肆流行黑死病時期，當多數醫生因害怕被傳染皆逃離倫敦時，只有13位醫生願意留在倫敦照顧二十萬的病患。（參王崇堯，〈AIDS是天譴嗎？〉，台灣教會公報2548期。） 黑死病時期，基督教界雖有很多的發言，卻沒有太多的見證。
從黑死病時期基督教回應中省思 在SARS事件之後，基督徒意識到：：最先直到地極的並非是基督的福音，而是病菌的訊息。病菌促使人類的團結、合一與全球化。且由於人們並無法知道上帝在SARS事件中的真確旨意；因此，基督徒對於SARS並沒有解釋權，只有禱告權。此外，對於嚴重都市化的現代社會而言，為避免傳染性強大的新型疾病擴大，強制性且缺乏人道的隔離政策，或是教會中的防護措施，已經難以避免。因此，基督徒實在不需要對此抗爭，而應該是在隔離及防護的政策下，積極獻身幫助那些苦難者；就如同在黑死病流行倫敦時期，仍願意留在疫區照顧病人的那13名醫生。這意味，瘟疫並不是宣告上帝審判的時機，而是上帝彰顯祂與苦難者同在的時機；也不是基督教發言的時機，恰恰是基督徒行動的時機――這才是身處於SARS疫情嚴重的基督徒所能做、也該做的。 SARS是上帝給台灣基督徒的一個寶貴機會，好讓我們有機會關懷苦難者，和他們分享上帝的愛；好讓我們有機會關懷懼怕者，和他們分享平安。SARS成為我們能進到他們當中的一個契機。因此，SARS並是讓基督徒證明自己在SARS的流行中有平安、有祝福，而是讓基督徒進入到SARS的疫區中，對他人分享上帝的愛，為他們禱告，讓他人得到上帝的平安與祝福。 黑死病與SARS並非是上帝的審判，而是上帝彰顯祂的愛，彰顯出祂是與苦難者同在的上帝，因為我們所信的基督就是苦難者。 SARS並不應該被認為是基督徒的信仰危機，而是基督徒的獻身危機；並不該被理解為是基督徒的神蹟失效，而是基督徒的愛心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