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魏連嶽

 

 

 

 

 SARS作為21世紀第一波人類集體信心危機

   

 

 

 


     SARS乃為21世紀人類所獨有的“新產物”,也嚴然成為當今萬國萬民的焦點,基督教界無法避免要對此事件提出代表性的發言。不過,目前基督教界對這項「非人類所產生的災害」的回應,似乎趨向兩極化:

1)過度冷淡:認為在災難時刻,任何的發言都是不恰當的,只會引起非信徒的反感。

2)過度激烈:認為災害是上帝對人的懲罰及末世徵兆,積極對世人傳講末世信息及福音。

    現今亞洲基督徒的情況,與中世紀歐洲黑死病(The Black Plague)時期的基督徒相仿。因此,我們似乎能從黑死病事件中,找到對SARS事件的適當回應方式。

 

中世紀歐洲黑死病

    14世紀中葉,黑死病開始在歐洲各地爆發,導致2500多萬人(約歐洲1/4人口)喪生。在隨後的300多年間,黑死病仍然持續出現。它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疫情及最強烈的傳染病。一般認為黑死病乃是一種嚴重「鼠疫」,但最近有醫學界提出新的解釋,認為鼠疫的說法是錯誤的,其實應該是由一種類似「依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濾過性病毒所引起的。黑死病的症狀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許多黑斑,感染上的患者無法治癒且都是非常痛苦的死去。

 

黑死病時期基督教的回應

    對於災害的解釋,基督徒總是歸因於人的罪。約伯的三位朋友,對約伯遭遇的解釋,就是一個顯著例證。而將這個推論在基督信仰中加以教義化的,乃是4世紀的奧古斯丁;他在《上帝之城》書中,把天災或疾病的來源歸因於上帝對人的罪之懲罰。第9世紀,各地遭逢瘟疫、地震及戰禍,教會界也是以上帝審判及懲罰來解釋災難,並傳講末世將臨。而在黑死病前,歐洲曾流行可怕的「痲瘋病」。在人們都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教會更是依舊約律法的指示,將病人隔離。在當時,如果被判定得了痲瘋病,就必須進入麻瘋病院(13世紀的歐洲,曾多達二萬多間麻瘋病院);而在沒有麻瘋病院地區,病人必須穿上特殊的衣服,走路時要搖鈴,警告他人不要靠近;白天必須離開城市,晚上才能回到城市撿食維生。

    至於14世紀歐洲黑死病時期,雖然教會也是聲稱這是上帝對人的罪之懲罰,但由於黑死病的可怕,教會神職人員大多逃離疫區,使許多病人連認罪、悔改、施洗的機會都沒有。1665年倫敦大肆流行黑死病時期,當多數醫生因害怕被傳染皆逃離倫敦時,只有13位醫生願意留在倫敦照顧二十萬的病患。(參王崇堯,AIDS是天譴嗎?〉,台灣教會公報2548期。

    黑死病時期,基督教界雖有很多的發言,卻沒有太多的見證。

 

從黑死病時期基督教回應中省思

    SARS事件之後,基督徒意識到::最先直到地極的並非是基督的福音,而是病菌的訊息。病菌促使人類的團結、合一與全球化。且由於人們並無法知道上帝在SARS事件中的真確旨意;因此,基督徒對於SARS並沒有解釋權,只有禱告權。此外,對於嚴重都市化的現代社會而言,為避免傳染性強大的新型疾病擴大,強制性且缺乏人道的隔離政策,或是教會中的防護措施,已經難以避免。因此,基督徒實在不需要對此抗爭,而應該是在隔離及防護的政策下,積極獻身幫助那些苦難者;就如同在黑死病流行倫敦時期,仍願意留在疫區照顧病人的那13名醫生。這意味,瘟疫並不是宣告上帝審判的時機而是上帝彰顯祂與苦難者同在的時機;也不是基督教發言的時機,恰恰是基督徒行動的時機――這才是身處於SARS疫情嚴重的基督徒所能做、也該做的。   

SARS是上帝給台灣基督徒的一個寶貴機會,好讓我們有機會關懷苦難者,和他們分享上帝的愛;好讓我們有機會關懷懼怕者,和他們分享平安。SARS成為我們能進到他們當中的一個契機。因此,SARS並是讓基督徒證明自己在SARS的流行中有平安、有祝福,而是讓基督徒進入到SARS的疫區中,對他人分享上帝的愛,為他們禱告,讓他人得到上帝的平安與祝福。

黑死病與SARS並非是上帝的審判,而是上帝彰顯祂的愛,彰顯出祂是與苦難者同在的上帝,因為我們所信的基督就是苦難者。

    SARS並不應該被認為是基督徒的信仰危機,而是基督徒的獻身危機;並不該被理解為是基督徒的神蹟失效,而是基督徒的愛心失效。

  
Home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