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論文章：Gadamer，〈語言作為詮釋學經驗之媒介〉，
載於《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台北：時報，1999。
若以Gadamer對談話的定義──相互了解並達成一致的過程──做判準。 那麼現代人大多是個說各話、毫無對話，說的很多卻談得很少。
談話成為現代人的嚴重危機， 近代許多的語言學者、人際關係機構及社會運動都致力於推動人與人之間的良性對話， 然而Gadamer恰恰是讓這一切達至成為可能的推手；他切實的指出問題所在並提供了具體的目標、有效的基礎及範式。
Gadamer認為：當對話作為理解的活動涉及到文本時就轉向詮釋學的領域。 此一轉向實乃Gadamer對話理論的旨趣。而這轉向必須沿著基督教教父時期至施萊馬赫這條古典詮釋學進路來加以理解，
才能把握到Gadamer的根本精神。 雖然如此，Gadamer卻與施萊馬赫截然不同，後者認為能夠還原文本及作者的原意， 而前者卻持反對立場。Gadamer以歷史意識為例，辯證：人不可能完全避免自己的思想介入任何的解釋過程。雖然歷史學要求歷史詮釋者必須不帶偏見的進行解釋與研究，但因為人在解釋過程中，解釋者自身的想法及時代概念都會影響到詮釋過程。因此認為文本所具有的意義僅是單一且永不改變、或想要完全恢復文本歷史原意，及能中立客觀不帶己見的解說，這些都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妄想。
就聖經詮釋學而言，Gadamer再次證明：要恢復聖經及作者原意的釋經是不可能達成的。因為對聖經的翻譯、閱讀及講說過程，都包含著理解與解釋的行為，而解釋永遠不可能替代被解釋的作品，
當然解釋者也無法成為原作者。此論點無疑地要成為原本受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al method）所遮蔽的閱讀及其理解領域之黑暗大地中的曙光。特別在對聖經詮釋方面，德國的歷史批判法所引發的研究、批判風潮，至終在Gadamer這裡成了無的放矢、自辱求榮的丑角。他們所做的貢獻，僅僅是考古學。
然而，無法恢復聖經及作者原意並不意味聖經詮釋學的悲觀；恰恰相反，因為聖經的生命力不就在於它能不受作者與文本原意、文本當時背景及思維體系的限制，而能有更寬廣的解釋，
以致能向任何時代、不同背景及思想相異的人對話嗎？因此，Gadamer強調：只有當讀者參與到文本意義中，並對於文本內容進行理解活動，文本的文字符號才有意義，其內容才能更多的表達出來。
在這個意義下，任何聖經的解說者及讀者都不可能使其自身的詮釋具有絕對性及無誤性找到合法的說詞。這種去中心及多元化的立場有著後現代的意涵。此論點也必然使得梵地岡及基督教保守派感到極度不安。
這並不會令人驚訝，總是有些人會認為Gadamer的詮釋學將為聖經權威帶來極大的危機。但事實上，就如同鳴喇叭的駕駛，並非要製造不安，而是為了要避免更嚴重災禍的發生。Gadamer所建構的詮釋學，正是近代神學的轉機、神學家的暮鼓晨鐘───那些仍醉夢於聖經威權時代者，應當在此被喚醒。並且Gadamer的詮釋學不是影響聖經權威而是恢復了它的權威；不是限制了聖經的權威，恰恰是將聖經的權威領土開拓的更廣。當沒有人可以再聲稱其解釋乃是絕對時，真正的權威才回到聖經以及它的啟示者。真正受到影響的乃是那些號稱聖經權威者，他們的危機正是他們批判Gadamer及現代詮釋學的根本動機。
那些一再強調要極力保護聖經權威者，成為真正限制聖經的始作俑者；所有的保護措施就如同被囚者想要保護那些自由者般的遐想。做賊的不應喊抓賊，而是把「東西」歸回原處。
Gadamer也針對某些限制文本意義的詮釋學學派提出批判。他認為文字固定的文本，已經與作者完全分離，作者不再能干預文本，因此文本具有意義的自主性，能向讀者對話。當然，文本的意義也不會被作者及其原來的讀者所限制，所以後來的讀者不需要因為某些理解或想法不可能出現在前兩者那裡而刻意加以迴避。
此觀點有力的使限制文本意義的規則都無效。「規則」總是在某些特定歷史情況下才有作用，且還必須經常修改，這對於超越時空的文本而言是不具束縛力的。也因此，Gadamer說：「以文字形式流傳下來的一切東西面對於一切時代都是同時代的。」
此論點對於歷史悠久、跨越許多民族、國家、文化的文本來說，非常重要；特別對於備具爭議且引起詮釋學開始發展的《聖經》而言，更深具意義。過去許多人所制定的詮釋規則，使聖經的部份意義，未能完全彰顯出來，Gadamer便是將許多被規則綑鎖的讀者，在此被鬆綁。他並非開拓出新的意義，而是還原了本有的無限意義域，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的自由
的理想，必須在上帝之言能被無限發揮時才能被人理解並實現。當耶穌對眾人說此句話時，人們不願意相信， 可以說就是因為他們限制了文本內容的可能性。而錯誤的詮釋規則也能使過去的悲劇一再的重演，Gadamer嘗試使它落幕。近代的解放神學、女性神學、政治神學、生態神學…等，就是這個論點上很好的例證。
Gadamer認為不可能恢復文本及作者原意的論點 ，在後來也被許多學者反駁。
他們認為：透過上下文、作者其他文本、時代背景及歷代詮釋者累積的資產…等，是可以找到文本及作者原意，甚至還能正確了解任何一部份。 然而，歷史卻在此為Gadamer辯護，長久以來對相同經典的眾多解釋歧見，使得這些學者的反駁失效，特別是在因為對聖經詮釋的不同，而產生的各宗各派之分化情況，更有力的應證了此一觀點。這些學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只不過在Gadamer那裡他們發現理想原來是夢想。
不過Gadamer的詮釋學也容易遭人誤用而陷入另一極端，即：過度忽略作者及文本原意，以致誤解文本意義，天馬行空，甚至文本內容成為個人或意識形態利用的工具。事實上，雖然原意已難再現及確定，但並不意味不能擁有"最接近"原意的解釋。歷世歷代各方面學者的努力及其成果，使大多數的文本內容與他們的理想更加接近。
另一方面，Gadamer認為：語言自身具有一種精神力量， 文本如同一位談話者，與閱讀者對話；因此，當文本能表述一件事情時，文本和解釋者都有功勞。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Gadamer的詮釋學並非是方法論，而是置於存有論的層次來討論；並非解釋上的工具或手段 ，而是真理的自身。 這一論點與基督教真理的聖靈為一有位格神的觀點並無二致；再一次的我們看到Gadamer詮釋學隱含的神學基調。至於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聲稱：事實並非如Gadamer所說的是語言主導著詮釋活動，而是語言本身被社會力量所主導，是意識型態掌控了詮釋學。 然而哈伯瑪斯的這項反駁，正是忽略了Gadamer的語言乃是有位格的存有，這股力量便能與社會力量及其中的意識型態抗衡。
在此方面，他們兩人又掀起另一波語言觀及詮釋學的論戰。
雖然 Gadamer的詮釋學必定導致許多新的神學問題：真理的判準在於個人、所有的體悟都成為真理及相對主義與多重意義…等。這也是神學在現代（後現代）的危機。然而，Gadamer並沒有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他是刻意避開它們？或是也無解決方案呢？或許他認為這些都不是問題，而是神學原本的面貌；他並非製造新問題，而是挪去舊沉痾；他沒有加工，僅是「除魅」。
新的典範總是在舊有的產生危機時而出現的，而當典範一改變，世界也跟著改變了！
Gadamer的詮釋學正有著挽救危機、成為新典範，並揭露出嶄新聖經世界的企圖。總而言之， Gadamer繼承海德格的方向，將詮釋學完整地發展成為一哲學；海德格使古典（或傳統）詮釋學在現代中有根本性的轉變，
而使近代哲學焦點關注在哲學詮釋學方面的功臣則是Gadamer。除了對哲學界的貢獻，他的詮釋學更是為近代神學界注入新的活力，為了無新意且爭執不休的眾多神學問題，都給予新的討論空間及基礎，在他的架構內，一切都可以從「對話」開始，以相互以解、達成一致為共同目標。
2002/12/26 |